读书笔记：跟杨绛先生学翻译

读书笔记：跟杨绛先生学翻译

季羡林先生在《留德十年》中说：“一个人要想精通本国语和外国语，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；穷一生之精力，也未必真通。”季先生是公认的语言大师，他对学习语言的认识应当极准确、极透彻。可回过头想想我们这一代人，多少初涉世事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自己的简历上注明“精通英语”、“精通日语”、“精通笔译”，再说开一些，或许还可以算上相当一部分程序员自己戴在头上的“精通C++语言”、“精通J2EE”、“精通.NET”等等冠冕——说真的，我们这一代的“精通”未免也太廉价了些。

前不久看到《中华读书报》上有人撰文介绍杨绛先生的文章《翻译的技巧》。撰文者一边引用杨绛先生的原文，一边阐发自己对翻译的认识，大意是说，翻译就应该按杨先生教导的那样，尽量追求原汁原味，杜绝“意译”现象的出现。

读文章时，我就隐约有种感觉，《中华读书报》那篇文章可能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。但我当时没有看过杨先生的原文，不敢妄下断言。又因为那篇文章的本意是要宣传人文社新出的《杨绛文集》，我索性也到卓越上买了一套。仔细读过《杨绛文集》第四卷“戏剧·文论卷”中与翻译相关的几篇文章，包括《翻译的技巧》、《〈唐吉诃德〉译余琐掇》、《孝顺的厨子》等，我终于理清了思路：杨先生对待翻译的态度是明确的，既反对随意增减、扭曲的“意译”，也反对生搬硬套的“死译”、“硬译”或“直译”。

对于“意译”，杨先生说：“如果译者把原著的意思用自己的话来说，那不是翻译，是解释，是译意。我认为翻译没有这点自由。”

实际上，“意译”的风气由来已久，在我们程序员熟悉的技术文章翻译领域，“意译”还很是盛行。有的译者只读懂了原文的含义，而没有理解原文背后的感情色彩，就直接用汉语把意思表达出来，结果，原文中的反讽语气到译文中就不见了踪影，原文中的刻意强调到译文中就变成了平铺直叙；还有的译者看到原作者某些偏激的观点（如旁敲侧击地嘲讽某个平台或某种语言）与自己的观点不符，就让译文站在中肯的立场上说话，还自以为这样的改动是在帮读者剔除“毒草”；另一些译者看到原文的内容多为艰深的理论，晦涩难懂，就把译文改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，省略了繁难的名词术语，并自诩为处处为读者着想……对于这样的“意译”，我和《中华读书报》的那位撰文者一样，是坚决反对的，因为这些译者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读者了解真相、获取信息的权利。

杨先生列举了许多避免走失原文语气和语意的方法，其中的一条是：“原文第一句里的短句，不能混入原文第二句；原文第二句内的短句，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。原文的每一句是一个单位，和上句下句严格圈断。”这个标准极有价值。而且，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技术翻译，恐怕大多数译文都要属于“不合格”产品了。

对于“死译”、“硬译”或“直译”，杨先生同样是不赞同的。因为对西班牙语、英语等与汉语距离较远的语言来说，原文和译文“在文字上贴得愈近，那么，在意思的表达上就离得愈远。原意不达，就是不信。”

这样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技术翻译。比如说，我在翻译R5RS的时候，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某些译者那样，“因为把握不稳，怕冒风险，以为离原文愈近愈安全……即使译文不通畅，至少是‘信’的”。初翻译R5RS时，我的确想让每一句都符合汉语日常表达习惯的。但随着翻译的进行，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理解原文中各种深奥的术语和措辞上。因为R5RS蕴涵的背景知识实在太多太多，能基本理解并照猫画虎地“描”出来就已经不易了，哪里还有工夫把句子整理得通达顺畅呢？结果，现在放在网上这份R5RS在文辞上西化倾向就非常严重，成了不折不扣的“直译”典型。以后修改译文时，我会在文辞通达上下更多的工夫。

从技法上看，杨先生强调在原文一句的范围内，重新调整和安排译文的结构（这和前面原文上下句不能相混的说法是统一的）：可以将译文分成多个句子，可以调整他们的先后顺序，也可以在不违背原文文意和语气情况下，增加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语词，或删减在汉语中不必要的语法成分。当然，这种调整或增删是要受许多限制的。比如，“不能因为追求译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风格。如果去掉的字句过多，读来就会觉得迫促，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。如果可省的字保留过多，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。这都需要译者掌握得宜。”

看来，在翻译工作里同样有许多事情需要译者权衡和折中。译得不到位，不好，译得过头儿了，也要出问题。如杨先生所说，翻译就像是走钢丝，既要沿着钢丝的路线行走，又拥有一些“容许运用技巧不左右倾跌的自由”。

当然这里所说的也只是我个人的理解，是我自己的“读书笔记”。这些理解也会有断章取义的地方。大家要真想跟杨先生学习翻译，还是直接去找原文来读比较好。

《〈唐吉诃德〉译余琐掇》里提到一件“焦黄脸儿”的趣事，大意是说，杨先生知道《唐吉诃德》中某人的绰号是“焦黄脸儿”，但又没有直接的证据。后来在西班牙访问时，才从导游那里知道，《唐吉诃德》提到的那个人混有吉卜赛人的血，因此面色焦黄，绰号“焦黄脸儿”。无独有偶，我翻译R5RS时也有这样一件趣事。R5RS的首页上有“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Robert Hieb”一句，我知道这是纪念隔世者的措辞，但怎么也查不到证据，无法肯定Robert Hieb到底是不是已经去世了。所以，我只能胡乱译成“献给Robert Hieb”。直到一个月后，我才在一份文献中查到，Robert Hieb于1992年死于车祸，这才放心大胆地把该句译为“谨以此纪念Robert Hieb”。这两件事大致说明，翻译也是一个态度问题，稍有怠慢，就有可能坑害了读者。——当然，把我的经历和杨先生的趣事相提并论，对先生多少有些不敬。我对翻译这门学问仍处于未窥门径的阶段，哪里有权利这样显摆呢？